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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鲁迅又一次成为文坛、媒体关注的热点，但这一次似乎是“造反”有理，一帮“革命小将”反感甚至忍受不了鲁迅的楷模、榜样、权威形象，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要与他“断裂”；再早一点儿也有个叫王朔的说鲁迅拿日本特务内山完造的钱出书。最近，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名人王朔向鲁迅单挑之作《我看鲁迅》（《收获》2000．2）刊出，他以随笔文体，貌似心平气和而非义气用事的笔调把对鲁迅的亵渎、扭曲、丑化、“妖魔化”推向一个新高度，因其包裹、伪装的巧妙，文风的活泼及立论的近似新颖有理，迷惑性自然更大。
《我看鲁迅》从接受鲁迅的原点写起，儿时生活与早年阅读经验写得率真自然，涉笔成趣。对鲁迅小说创作的看法本是仁者见仁之事，王朔积十数年创作之心得，对一位前辈作家的作品圈点、品评自然无可厚非，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有判断无剖析，观点无过人之处。王朔只言片语地提到鲁迅激烈决绝的态度，《阿Q正传》的概念化，干预性、针对性与审美性、可感性的存在关系。学者王晓明早在1989年论鲁迅小说创作的长文《双驾马车的倾覆》中，就鞭辟入里地阐释了鲁迅的启蒙意识与情感经验的关系，二者的失衡导致鲁迅小说创作的终结。二王的有关文字一对照，高下立见。说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王朔就不免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他坦言对鲁迅思想一无所知，又不肯老老实实下功夫看鲁迅数百万字的著作。这里就存在着误读的误读，隔膜的隔膜。至于鲁迅精神，王朔写了一段之后就开始跑题了，大意是说鲁迅开了个坏头，开创了骂人的先河，他的战士形象后患无穷，例数了当今种种不良文化现象都是鲁迅的余孽、谬种。
王朔说：“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这事儿搁在“文革”我信，那是另一种对鲁迅歪曲、删削的神话，现在压根儿不存在这种什么气氛、力量之类，而是相反。王朔说想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得忘掉“精神自由之神”，依此逻辑，一个流氓想追求爱和美，得首先杀了爱神维纳斯然后再大施淫威方罢，王朔的话语实实在在地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无法释怀的“影响的焦虑”。
美国学者布鲁姆在其专著《影响的焦虑》中，把诗歌传统与诗人创作看作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家庭罗曼史，当代诗人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误读来贬低、削弱、否定、推翻前人抬高自己，因为当代诗人已很难在创作的力度与影响上超过前人，而只能不择手段地使前人“妖魔化”即被贬低，这是种自卫机制，也是俄底浦斯情结的文学弑父行为。中国的某些文人也不例外，布鲁姆基于否定倾向的几种“修正比”概念同样适用于王朔及一些晚生代作家的话语分析，“天才是强者，他的时代是弱者。他的力量使步其后尘者——而不是使他自己——筋疲力尽。他淹没了他们”；“他是他们的‘灾星’而不是‘恩人’。”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不愉快状态加上通过固定通道的外输出或宣泄现象。以王朔为代表的某些作家的革命言论，便透露出被前人阴影笼罩而担心自己黯然失色的恐惧。王朔对鲁迅的误读首先建立在删减、压扁的方法上，使鲁迅成为一个扁平的、单面的、空洞的鲁迅。其次是对自身也“魔鬼化”。这不同于上文意指丑化鲁迅。布鲁姆使用的这个批评术语蕴含了西方社会文化想像力，它等同于反崇高，指的是一个非神亦非人的中间存在附在新人身上，使他获得奇异非凡的力量，来反叛前驱的“崇高”。于是，前驱的阔大的形象被削弱，被凡人化。宣称“无知者无畏”脑后长着“反骨”的王朔身上，自然有这种反崇高的特征。按照我们的社会想像力和语境，从获得非凡的攻击、侵略的能力的角度看，“魔鬼化”最好应置换成“虫豸化”、“走狗化”，因为鲁迅有“虫豸”说，王朔有小说《动物凶猛》，专栏“狗眼看世界”（无独有偶，晚生代作家朱文有《狗眼看人》一文）。“狗眼看人低”，通过把自身卑下化、粗鄙化、恶俗化，以贬低眼中的人，使之与己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正是王朔的独特策略。他的反崇高的“动物”姿态，完成了对鲁迅文学场景的陌生化处理，对自身的唯我主义张扬，对前驱者浅尝辄止的想象的一瞥。鲁迅的《故事新编》用游戏笔墨、“油滑”手法写出英雄、圣贤庸常生活形态中的尴尬、困窘，调侃、戏谑有时到了“刻毒的恶谑”的境地，这是鲁迅试验性和超前性的另类小说，显示了他及中国文学创作的另一路向的可能性。在鲁迅小说中，王朔最喜欢这批作品，并把《采薇》列入他选编的最喜欢的10篇短篇小说集中。这无疑是对鲁迅的“链条连接”，把佛头着粪式的调侃、戏谑风格推向极致。王朔通过把鲁迅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以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由于巧合而在摹仿“我”，以此完成了“文学弑父”的过程。
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鲁迅等倡导文学革命，到30年代一帮青年作家鼓吹革命文学，鲁迅被戴上“二重的反革命”的帽子；眼下，又一帮青年作家呼吁要不断地进行文学革命，重申文学的创造和自由精神，并申明这表达了他们的“愤怒、直率和年轻”的情感态度。这又一次应验了鲁迅所言的革命、“革革命”的怪圈，只是后继的“革命者”何以要不断地用前驱的血祭旗？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青年文化与文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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