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说，新时期散文出现“文化散文”之谓，这种观念是从余秋雨的散文出现以后才明确起来。而台湾地区作家柏杨、李敖他们的写法虽不像余秋雨散文那么文气典雅，但从取材、意指、内涵、观念等都非常“文化”来看，他们的散文与杂文其实都是很地道的“文化散文”。
那么究意如何判断什么是“文化散文”呢？我以为要作综合评价，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取材上的文化性。即所写对象本身就是文化意味很突出、文化含量很丰富的社会人事现象和自然景观。如《文化苦旅》、《传统下的独白》即是。
二是文化意识强烈，即是明确地从文化角度和以文化意识来神和表现描写对象。
三是文化解剖具有穿透力，即能够以独立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文化思想来解剖事物的特征和开掘现象的本质。
四是行文上的具有文化韵味，这名括行文风格、语言、描写手段、文史知识的运用等多方面。“文化散文”在行文方面缺乏文化韵味和文化色彩，显然会逊色一截。这四个方面，能完美结合自然最佳。
总的来看，“文化散文”是多种涵义的集合。
但文化散文的灵魂所在，却还是在文化意识的表现上。文化散文的“文化”，决不仅仅在取材方面走了“文化旅程”，写了浸润着文化韵味的寺庙楼阁秋水长天，或文化名人的风流诗文轶事趣闻。秦砖汉瓦固然易于扬起文化的古老烟尘，唐朝的风、宋代的雨固然易于激发人们的文化情怀，但审美主体若没有深层的文化意识、深刻的文化思考、透彻的文化理解和阔大的文化视野，以投注和激活安睡的“文化”，以连接和穿透古今的“文化”，那读者还真不如到历史博物馆去看看发绿的器物生锈的历史。显而易见，所谓“文化散文”，根本还是文化主体对文化客体的一种生命投注，其灵魂则是作者显示的文化态度、文化观念、文化情趣如何。这里面，就有保守与变革、陈腐与新生、落后与进步、愚昧与智慧、小气与大器的巨大差异如果说新时期“文化散文”的兴盛得于多种努力，那么由此表现的文化态度、文化观念和思想境界确实有明显差异。
这就是说，“文化散文”固然与取材、定法、文笔等是否有文化性、文化色彩和文化韵味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审美主体的文化观念、文化意识和文化情趣的如何。比如建国以来，我们写文化历史、文化陈迹、文化人事的作品也不少，反映现实文化景观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如杨朔的抒情散文和秦牧的知识散文，但为什么感觉不到“文化”的较突出的存在？原因就在于在文化大一统的封闭环境中及文化观念模式化后，写出来的作品很难有文化穿透力者，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很少，尤其是特立独行的文化思考更是凤毛麟角。从这些方面看，我们确实有些停滞不前了。谈起“文化散文”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反思，不少作家作品是值得推崇的。比如，被称为“人生大书”的巴金的《随想录》五卷，就谈了许多文化问题。它们虽未被称为“文化散文”，但其文化反思还是比较深刻。而《丑陋的中国人》、《传统下的独白》，更是以极为强著的文化意识来集中反思和解剖中国传统文化。或许由于它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激愤批判，往往就被认为只是社会杂文。这其实是片面看法。事实上，它们既是社会杂文，同是也是文化意味很浓的“文化杂文”。或者说就是现实性和批判性突出的“文化散文”。
八十年代中期，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引起争论时，公刘发表了《丑陋的风波》一文，其间有些看法是令人深思的。公刘以此来批评我们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只是一味盲目乐观、一味歌功颂德的肤浅散文，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以为，余秋雨最初的“文化散文”，重古典主义而缺乏现代精神，多传统文人情怀而少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多少也与这种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的制约有关。李敖的文化杂文，我们总觉有点“危言耸听”，但又不能不佩服其深刻。这种“危言”，行文还是比较稳重的余秋雨大约难出。我决不是赞成大家都来“危言耸听”，但我们是不是又太四平八稳而太缺乏特立独行的思考呢？
“文化散文”观念变革和思想突越的呼风唤雨，当然不限于上述作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文化散文”的文化观念的革故鼎新，确实主要是“文化精英”们所为。其显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和世俗文化意识有明显不同。总的来看，独树一帜的“文化散文”，它们都是特殊时代或特殊环境中的“文化精英”们的产物。创作上，观念有不同，思考有深浅，水平有高低，风格有雅俗。但整体言之，它们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毫无疑问是开创了新天地带来了新风气，给读者提供了新的认知、新的视野和新的审美感受。
返回目录
|
